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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船政：当年远东最大的造船厂
晚清福建船政的诞生，正是清政府面对列强“坚船利炮”威胁的被动回应。左宗棠、沈葆桢等人通过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实践，将福建船政打造为近代中国首个集造船、教育、军事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业基地。船政不仅建造了34艘军舰（如“平远”号钢甲舰），还培养了千余名海军和科技人才，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。这一案例表明，政府主导的产业扶持在国家安全和技术自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新中国的第六机械工业部（后并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）延续了这一逻辑。通过国家统筹，中国船舶工业从零起步，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，并在21世纪跃居全球造船业首位（占全球商船产量的50%）。这种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模式，为国防安全和海洋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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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船工业的战略意义与乘数效应
造船工业事关就业、国防、产业链安全，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。造船业绝不能用短视的思维来衡量，将其与芯片、AI等高利润行业单纯对比，是功利主义的体现。实际上，造船业的战略价值不可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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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国家安全角度看，军舰是海权的重要支撑，商船则是贸易的关键纽带。1866年福建船政局（直属中央朝廷）的创立，是晚清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重要实践。它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座现代化船厂，更培养出严复、邓世昌等杰出人才，催生了中国近代海军与工业体系的雏形，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。
在产业链带动方面，福建船政在19世纪末已形成涵盖钢铁、机械、教育等多领域的产业链，雇佣工人最多达3.7万，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。美国造船业鼎盛时期，每亿元产值可创造200 - 300个岗位。而中国第六机械工业部在1963 - 1982年间，通过军民协同发展，不仅成功造出核潜艇，更为今日中国成为“造船强国”奠定了坚实根基。一艘LNG运输船的建造涉及3万多个零部件，能拉动钢铁、电子、装备制造等数十个行业协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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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应以历史为镜鉴，并从以下几方面发力：
- 政策协同：设立跨部门机构，对技术攻关与产业链安全进行统筹规划与管理，形成政策合力。
- 生态重构：积极推动造船业向绿色化、智能化转型，适应时代发展潮流，提升产业竞争力。
- 战略定力：面对单边主义的干扰，中国要依托全产业链优势，以“以逸待劳”之策巩固市场地位，同时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，开辟新的发展赛道。
福建船政的宝贵遗产与局限性
福建船政的成就在于其开创性：
-教育先驱：船政学堂引入西方技术教育，培养出严复、邓世昌等人才，成为中国近代科技与海军的摇篮；
-技术自主：从仿制蒸汽机到自造铁甲舰，实现了从依赖外援到部分自主的跨越；
-海防贡献：1874年沈葆桢率船政舰队迫使日本撤兵台湾，首开中国近代海军护疆先例。
但其衰落亦暴露了制度性缺陷：过度依赖单一财政来源（闽海关税收）、缺乏市场化机制，最终因甲午战败后清廷财政崩溃而停办。这一教训提示，政府扶持需与市场活力相结合，避免“输血式”依赖。
“白宫造船办公室”的困境与挑战
美国设立“白宫造船办公室”的初衷，旨在应对造船业空心化危机——其商船产能仅占全球0.2%，军舰交付延迟长达三年，劳动力短缺、供应链断裂等问题突出。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包括对华船舶征收高额费用、设立海事基金等，但遭到国内航运业强烈反对，认为此举将推高物流成本并损害出口竞争力。
这一矛盾凸显美国造船业的两难：
1.市场逻辑与战略需求冲突：美国造船业长期依赖军需（占收入78%），民用市场缺乏竞争力；
2.短期保护与长期创新失衡：对华“惩罚性措施”可能加剧供应链混乱，却无助于提升本土技术实力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通过政策连贯性与产业链整合，实现了军民协同的良性发展。美国若想重振造船业，需借鉴历史经验，平衡保护政策与技术创新，而非简单“筑墙”。
船舶工业与国家命运的深层关联
从晚清船政的发展，到当今白宫为造船业设立专门办公室，造船业始终是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。美国试图凭借行政命令扭转产业发展规律，就如同晚清洋务派的“器物救国”，最终难以逃脱历史的规律。而中国若能以史为鉴，坚守“守正创新”，遵循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的理念，定能在造船业领域持续巩固优势。毕竟，真正的海权依靠的不是关税壁垒和空洞口号，而是扎根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实力之中的尊严与底气。
船舶工业的兴衰折射出国家战略的成败。对于中国，需警惕“唯税收论”短视思维对战略产业的挤压；对于美国，则需正视全球化分工的现实，以合作而非对抗重构竞争力。唯有如此，船舶工业才能成为国家崛起的“压舱石”，而非历史轮回的注脚。（供稿：陈建榕）
